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
颜之推这里提到 “医药治十差五”，前后类比，可以看得出这是形容其人之平庸，可见 50%的治愈率可能就是当时医人的中游水平。孙思邈的话也能支持这个推断，《备急千金要方》 卷 1云 ：古之医者，自解采取，阴干曝干皆悉如法，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今之医者，但知诊脉处方，不委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新陈虚实皆不悉，所以治十不得五六者，实由于此。
所谓上古医人 “治十得九” 没有什么史料能证实，只能说是传说，是中国传统的崇古思想的体现。这里提到的医人 “治十不得五六”，即治愈率大致为 50% （可能稍弱）。而且按照孙思邈的说法，这里面还包括了许多名医，那么普通村野游医的水平就更可想而知了。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阐明，即这种治愈率与现代医学中的治愈率没有可比性，现代医学的治愈率以具体的病种、就医前病情的轻重、病程长短、病人的体质、年龄作为考量因素，古人缺乏这样的概念，医案也极少有如此详细的统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古代游医没有明确的分科，在行医过程中对所遇到的所有疾病都大包大揽，一些疾病本来就不致命，依靠一些简单的技术就可以治愈，这样就 “拉高” 了其治愈率。如此综合考量，我们对古代医人的疗效还要再估低一些。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医人整体水平平庸的后果是打击了其求医问药的积极性，《汉书》 卷 30 《艺文志》：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所谓“中医”乃是指 “中等的医疗效果”，或者说等于得到了 “中等水平医人” 的治疗，这句民谚乃是对医人的嘲讽，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医人整体水平的不信任，认为有病不治，也强于被庸医误诊。此民谚流传甚久，自西汉延续到近代，北齐宋侠曾经将此谚涵盖范围有所缩小，专指伤寒，《经心录》：“伤寒病错疗祸及，如反复手耳，故谚云 ‘有病不治自得中医 者’，论此疾也。” 不过后世显然还是延续汉代说法，泛指所有疾病的治疗，例如 《隋书》 卷 34 《经籍志三》：“ （医人）其善者，则原脉以知政，推疾以及国。 《周官》：医师之职 ‘掌聚诸药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为之，则反本伤性。故曰：‘有疾不治，恒得中医。’” 宋代苏辙 《栾城后集》 卷 11 《宇文融》 条 ：“古今善言医者患医之难，以为有病不服药，常得中医。盖良医不可必得，而愚医举目皆是。愚医类能杀人，而不服药者未必死。” 持有这种信念的社会，必然是医人水平总体平庸的时代。
医人水平平庸，可是患者又不能完全离开医生，更何况医人中也时有技术高超者，能不能碰到则属于运气问题，这种情况促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 “福医” 观念。所谓 “福医”，重点在其“福” 气而非其 “医术”，这个词汇首见于唐代，《太平广记》 卷 219引 《玉堂闲话》：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 ……近年，邺都有张福医者亦然，积货甚广，以此有名，为番王挈归塞外矣。
医人可以水平低下甚至不解医药，但病患却看重其 “福气”，像这个西市卖饮子者，本身毫无医术，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其饮子十分有效，被认为是一个 “福医”，其 “福” 主要体现在莫名其妙的高治愈率上，甚至可以说越是莫名其妙越是可以体现出其 “福” 的神秘和不可抗拒。从该段记载来看，当时 “福医” 已然是一类医人的统称，这些人大概皆为医术不甚高明、但是运气奇佳之属，求医者认为能借此沾光，以其运气而非医术治疗自己。 “福医” 现象的出现，实在是古代医人水平参差不齐、患者求医问药时 “押宝” 心理的体现。在这里，“疗效” 与医人 “水平” 这两个原本密不可分的部分完全分离了，疗效被赋予了运命观的神秘色彩。
甚至医人阶层自己也持有类似的神秘主义观念，宋代洪迈 《夷坚志》甲卷 9“王李二医” 条记载抚州有两个有名的医人，一姓李，一姓王。李为崇仁县某富人治病未愈，于是推荐王，王以水平逊于李而力辞，李云 ：“吾得其脉甚精，处药甚当，然不能成功者，自度运穷，不得当谢钱，益故告辞。”王去后，除了少数几处外，并没有改变李氏处方主要成分，结果病人竟然痊愈。可见当时医人也认为“运气” 足以左右医药疗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患者自身性灵也可以决定疗效，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卷 7 《风毒脚气》：“凡脚气病枉死者众，……世间诚无良医，虽有良医，而病人有性灵堪受入者更复尠少，……今有病者有受入性，依法使余治之，不过十日可得永瘥矣。若无受入性者，亦不须为治，纵令治之，恐无瘥日也。非但脚气，诸病皆然，良药善触目可致，不可使人必服，法为信者施，不为疑者说。”
“福医” 观念延续甚久，明清人或谓之 “时医”，“时” 字为 “走时运” 之意，《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卷 523明人徐春甫 《古今医统》 “时医” 条 ：俗云 “名医不如时医”，盖谓时医虽不读书明理，以其有时运造化亦能侥幸，常自云 “趁我十年时，有病早来医”。
有趣的是，人们认为福医的造化也有穷尽之时，正当其 “时” 才能有效，故有 “趁我十年时，有病早来医” 之说。清代曹去晶著 《姑妄言》 第二回 ：“但那时医生的技俩，原是有限，而内中又有两等，一等是穷的，一等是富的。若是那穷的，只好守着药箱，袖手在家高坐，十日半月，药都霉烂了。间或卖出一两剂，聊为糊口，大约终身不过如此。或者等到十年运来的时候发财也不可知，不然再无望矣。” 再例如清邵之棠主编 《皇朝经世文统编》 卷 99 《格物部五·医学·论中西治疾之法不同》：
“其有稍著名誉，号为‘时医’者，辄声价自高，非重聘不至。平日居移气养，移体高视阔步，无异达官贵人。然叩以脉之浮沉迟数而不知，问以药之攻补寒凉而未悉，惟恃十年运气，得以坐致万金。”
看来所谓 “时医” 的运气一般都被认为是十年左右。
这种“时医” 和福医一样，都是医术低下者，故而常成为名医们的嘲讽对象，明张景岳 《景岳全书》卷 3 《论时医》：
“时医治病，但知察标，不知察本，且常以标本借口，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岂知 《内经》 必求其本之意，故但见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此其孰可缓也？孰当急也？孰为今日之当急？ 孰为明日之更当急也？缓急既不知，则每致彼此误认，尚何标本为言乎!”
《薛氏医案·外科枢要》卷 1 《论疮疡阳气脱陷》 有一名陈逊者陈辞，云仰赖薛已治好其妻之病，“病妇非翁，必误入鬼录矣，谨附此以告后人，毋为时医之误”。这些虽然都是对时医、福医的嘲讽与批评，但也能从侧面证明当时民众盲目信赖 “时医” 现象的普遍与顽固。
我们必须指出，“福医”、“时医” 并不能简单等同于 “庸医”，应该说福医、时医是一部分被神秘化了的庸医。民众对他们的迷信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可以说其心理已受到福医、时医头上 “运势” 光环的压迫，以至于当“福医”、“时医” 失手的时候，患者往往向内而不是向外寻找未能痊愈的原因，例如清代龚炜撰 《巢林笔谈》卷 4 《吴中时医》：
“吴中时医某，始以痘科得名，渐及大方，名益噪 ；负技而骄，不多与金钱，虽当道或不赴，时亦以此受辱。服其药者辄见杀，而名不少损，盖小效归其功，大害委于命，一任其轻心躁气，不惜以身命尝者，踵相接也。”
疾病痊愈，人们习惯于归功时医，一旦殒命，则归于定数。迷信至此，已是可悲至极。
二、“福医”、“时医” 产生的土壤
福医、时医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医人整体水平的平庸造成民众遇见明医的几率甚小，使得人们求医问药往往带有撞大运的侥幸心理，久而久之，民众心理上认为与其依靠自己的运势寻找明医，不如把运势寄托在大家口耳相传公认的 “福医”、“时医” 身上，期冀其强大的运势能为自己消病祛灾。下面我们通过唐朝来看一看民间医人的具体状况。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段，是因为 “福医” 现象正是起自于这个时代，而且这个时段的医人状况也比较具有代表性，历代医人皆与其大同小异。
（一）民间医人阶层存在的主要问题
唐以前，民间医人和官医在名称上没有大的区别，到了唐代，由于官医的自成体系，使得民间医人有了区别于官医的名称 ——闾阎医人。所谓闾阎医人，后世又谓之 “铃医”、“草泽医”、“游方郎中” 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例如扁鹊 “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卷105）云游四方，就是一个典型的闾阎医人。唐以前的民间医人状况由于史料的匮乏无法备述，而唐代的闾阎医人则可根据现有材料大致勾勒其面目。除了医学水平、思想的历史局限外，还有以下一些缺陷阻碍了唐代医人阶层整体水平的提高与发挥。
1、医巫并行。
这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或多或少进行过论述，如廖育群先生指出：“就中国而言，至少在从汉到唐的历史阶段中，医学体系中的科学内容 （物理与化学的治疗方法及相关理论）与咒禁疗法是呈平行发展之势的。” 很多闾阎医人在施展医术的同时也进行咒禁卜筮，集医、巫、卜角色于一身，《备急千金要方》 卷 1 《序例》：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 《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
这里公开提倡医人要兼通医学卜筮。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太平广记》 卷 86 “抱龙道士” 条引《野人闲话》：“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庙，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设斋，乃至诸州医卜之人，亦尝集会”，后来遇一仙人云 ：“诸人皆以医卜为业，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于道也。” 这句话是闾阎医人们职业特点的高度概括。自古以来 “医”、“巫” 往往并称 （甚至经常把 “医” 写作 “毉”，唐人亦不例外，《隋书》 卷 78 《艺术传序》 云：“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 《旧唐书》 卷106 《李林甫传》：“扶疾从幸华清宫，数日增剧，巫言一见圣人差减。” 《刘禹锡集》 卷 10 《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夙具襦裤，保母抱之以如医巫家。”
而 《北梦琐言》 的一个故事则能生动地反映闾阎医人的外观形象。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少时因战乱与家人失散，多年后父亲来寻，刘氏恨其寒微而不肯相认，而其父正是一个闾阎医人。庄宗后来就拿这个开玩笑 ：“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药箧，令继岌破帽相随，似后父刘叟以医卜为业也。” 这幅画面应该能够反映唐、五代游医的形象 ——身背医药和卜筮工具，师徒相随，风尘仆仆。
2、技术上分科细致，但罕有通达。
《千金翼方》 卷 26 《针灸上》：“且夫当今医者，各承一业，未能综练众方，所以救疾多不全济。何哉? 或有偏功针刺，或有偏解灸方，或有惟行药饵，或有专于禁咒。” 从孙思邈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民间医师的分科和官方医疗机构差不多，比较细致，但是往往偏持一技，罕见全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估计在于当时的医学教育还是以师徒传授为主，因此见识非广，未能通达。
3、竞争激烈，相互闭塞，缺乏交流。
《备急千金要方》 卷 1 《治病略例第三》：“古来医人，皆相嫉害，扁鹊为秦太医令李醯所害即其事也。一医处方，不得使别医和合，脱或私加毒药，令人增疾，渐以致困，如此者非一，特须慎之。宁可不服其药，任其天真。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甚可哀伤。” 医人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足以反映其激烈程度。但是竞争并没有使得医人们争相改良医术，反而造成严重的技术保密、封锁，医疗界缺乏经验技术交流 ：《千金翼方》 卷 5 《妇人一·妇人面药第五》： “面脂手膏，衣香藻豆，仕人贵胜，皆是所要。然今之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露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 《唐国史补》 卷上：“白岑尝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使高适胁取其方，然终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收其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升之写以传布。” 这位白岑为节度使所迫而献药方，但是却打了埋伏，没有献出真正的药方。至于孙思邈所说的 “江南诸师秘 （张）仲景要方不传”一事更是广为治医史者所熟知，所谓 “仲景要方” 乃指治疗伤寒病药方，事关万千民庶之健康，但是却被少数医人把持，所为自然是一己之私利。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整个历史上中医界之痼疾，并非唐代所独有，民国初年著名医生连伍德说 ：“数千年来，吾国之通病，偶有所得，秘而不宣，则日久渐就湮灭。” 中医学是高度倚赖经验积累的学科，这种缺乏交流的状况无疑是医学发展的障碍。
4、贪利。
史料中常见医人贪婪之描写，《抱朴子内篇》卷 15 《杂应》：“医多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但养虚声，以图财利。” 《千金要方·本序》：“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闾阎医人既然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自然会同商人一般逐利奔走，繁华都市是他们的首选，唐人有云 ：“异人多在市肆间”，所谓 “异人” 指那些有某种技能的术士、僧道，多半与医疗相涉。例如杜牧为了给弟弟寻求治眼良医而计划去扬州，原因就是 “扬州大郡，为天下通衢，世称异人术士，多游其间”。（卷16）在这种情况下，偏远、贫困地区自然会受到闾阎游医们的冷落，再加上官方医疗机构的不健全，偏远地区民众医疗资源的匮乏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这些弊端，使得民间医人整体水平发展受到抑制，加上当时医学思想和技术的局限，医人阶层的社会作用有限，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平庸者居多数，助长了 “福医” 观念的形成与蔓延。
（二）民间医人水平缺乏客观、权威的衡量标准
中国古代官方医人有专门的考核标准，例如唐代官方医人分科定期考核，太医署医学生也要依据成绩补替医官，历代规定皆与此类似。但是民间医人呢 ? 我们不否认他们当中有优秀者，但是民众如何能从众多的游医中分辨优劣呢? 中国历代王朝没有认真地制定过针对民间医人的考核标准，只有在出现医疗事故后追加的司法处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民间医人的培养体系一直以私相传授为主，学校教育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关系中出现了 “择医”、“试医” 现象，宋张杲著 《医说》卷 8 《病不可治者有六失》 将 “不择医” 列为患者六大忌讳之一。清徐大椿 （灵胎）《医学源流论》 卷下 《病家论》 也将 “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列为患者 “十误”之首。古人甚至还故意设置难题 “试医”。 《苏轼全集》 第 17册 《求医诊脉》 指出：“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诊，以验医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 ……，吾平时求医，盖于平时默验其工拙，至于有病而求疗，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 有学者也对明清、民国时期医患关系中严重的 “择医” 现象进行过分析，雷祥麟先生指出：“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择医而求治，医生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病人这方全家都会参与医疗过程，而且握有最终决定权。”这迥异于现代社会医生享有绝对权威、病患被动接受治疗的状况。在患者具有选择医人乃至治疗方案绝对权的情况下，医疗的连续性得不到保障，医人面对患者的首要目的不是治疗而是怎样讨得患者欢心，这对于医疗成效有莫大影响。所以 “医患关系” 成为上述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论是蒋竹山先生研究的祈彪佳家族，还是古克礼研究的 《金瓶梅》 中的西门庆及其亲友、雷祥麟研究的晚清民国时期屡屡择医的病患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不属于下层民众，“试医”、“验医”、“困医” 多数情况下是上、中阶层的举措，而占人口大部分的下层民众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恐怕只有一个选择 ——投靠名气大的医人，这样就往往委命于福医、时医们的 “运势”，因为这种 “运势” 已经在人们口耳相传中得到了无数次的 “确认”，这不是唯一、却是他们最可“依赖”的择医标准。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欧洲的历史，虽然在 16 -17世纪以解剖学和血液循环理论为标志的医学革命开始之前，欧洲医学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更高，但是在中世纪时，欧洲大学里已经有了医学专业，许多大学尤其是德国的大学对学生获得医生资格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当时出现了一些颁发行医资格的机构和组织，主要有教会、行会、医学会、城市议会等，这样就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衡量医师水平的客观标准。而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机关和组织，医人学业、功力皆无可客观衡量且明白易见之标准，此种状况无疑对 “福医”、“时医” 现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西学东渐的清代后期，这一对比体现得更为明显，《皇朝经世文统编》 卷 99 《格物部·医学·论中西医学之不同》：
但华人习医，或得自祖传，或获从秘授，终不外口耳之学、摭拾之功。否则学儒不成，因而涉猎熟读（汤头）歌诀，便挂招牌，此不但医理之精微未能领会，即脉理之虚实亦未克分明也。若西人则学有专营，功无泛骛，物物皆资考镜，事事必本躬亲，童而习之，壮而行焉。复由医院考试而来，兼有医生荐书为据，故其权甚大，其望极尊，非若华人医生夫人皆可为之也。
西方国家医生专业能力 “由医院考试而来”，并且有 “医生荐书为据”，这样就在医人学力、能力两方面为社会提供了衡量标准，而中国传统医人 “学” 则来自于师、父，“业” 则自行挂牌悬壶，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患者择医如同雾里看花，医人自身权威性也得不到保障，《皇朝经世文统编》 卷 99《格物部五·医学·论中西治疾之法不同》：
若西医则不然，其习学也，必由小学校渐升至中学校，洎得入大学校，卒业试之而可，然后授以凭证，使之行道济时，当入塾之初，医师先授以剖解尸骸之法，俾知人之脏腑骨格、血气筋骸，了然于心，如指诸掌，而后使其辨别药性，析及毫芒，必至学业有成，始示以诊治之术，故常有青年就傅至须髯如戟，犹侪弟子之班者。惟欲求其习之精，故习之不得不慎也。若病者则既延某医，即笃信其说，从无有今日倩甲施治、明日又延乙诊之者。诚以医派既同条而共贯，虽屡经数医辨难，药方终略无所殊，更何必徒乱心神，以病者为习射之鹄哉？ 乃华人则不知此理。每逢小极。初必延近处医者切脉开方，谓可以省医金、免周折也。及药之不效，则改延略有名望曾愈数人者，或则同时延二三医，令其将药味病情互相商略，直至病已危殆，诸医皆束手咨嗟，于是不惜巨金，遍延学有根柢、名不虚传之医生治之，而已梦应膏肓，终苦无能为力，吁嗟晚矣，悔无及矣。
“医派既同条而共贯，虽屡经数医辨难，药方终略无所殊”，这正是西方医学摆脱希腊盖仑医学体系形而上学阶段、走向实证科学主义阶段之后的形态，折射出医学教育学校化和医疗资源管理标准化后的成效。惟有政府或者行会组织建立起权威的医生从业资格审查标准和程序，才能使医人水平高低有客观的判断标准（以学历或执业资格证书等为表现形式），这样，获得“凭证” 的医人水平将较为整齐，权威容易建立，而医生对病人的权威一旦建立，那些有财力、权力的患者将不再热衷于频频换医。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简单明白的医人水平衡量标准，广大基层社会民众将不再需要投靠医人的 “运势”。无怪乎随着 20世纪以来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医疗资源管理体制，自唐代开始延续 1000多年的 “福医”、“时医” 观念如热汤沃雪，迅速消融了。
综合以上作一总结：千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民众对医人的医术缺乏足够的信心，在求医问药过程中有很强的运势观和侥幸心理。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民间医人的水平一直在一个比较平庸的层面上徘徊，其 “治愈率” 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大约为五成，这是个很微妙的数字，低于它会造成民众对医学丧失信心，转而求助鬼神，而不多不少的五成治愈率可谓有“鸡肋” 之效，一方面使人们不能完全离开医人，一方面又促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撞大运心理，“福医”、“时医” 观念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扭曲反映。民众追求的多半不是医人的医术，而是那种神秘莫测的运势。而医师水平、从业资格长期缺乏客观、权威衡量标准的状况更进一步推动了福医、时医观念的延续。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古代民众 ——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基层民众——生活质量有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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